十八大提出，2020年GDP翻两番和人均收入倍增的计划，根据以往的经验，汽车行业的增长应该高于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就是说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我们应该是翻两番还要多一点，但是从资源禀赋的约束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综合考虑，我认为汽车产业每年产销量的增量，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可能低于GDP的增长，我们今年肯定是4、5的水平，明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因此到2020年时，有可能在数量上实现翻番的目标，从2000万辆的水平翻到4000万辆的目标，单纯以产销现象增长，是不可能实现国家赋予汽车产业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增值的途径必须有所创新，要从单纯追求数量调整为追求质量和效益上来，当然从传统的产品来说，首先要做品牌建设，要提高生产效率，今天上午很多专家讲，中国目前的生产效益是德国的五分之一，我们怎么样在节能和效率的提高上能够接近国际水平，这是一个对传统的现有产业增效的目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副秘书长李万里

　　另外，还有其他五个方面需要汽车产业认真的思考。是不是成为我们今后翻两番增效的途径之一。第一个途径，通过对原有规则的创新，就是突破原有的生产模式，依靠加强产业俩延伸的可能性来增值，在汽车产业链有可能延伸、有可能增值的最大领域，就是服务贸易领域，将来很有可能服务贸易的增值要占比较大的比重。因此，汽车的生产企业不但要会生产，要会销售、会服务，还要经营二手车租赁业务等后市场，还要研究搭载在汽车产品平台上的有关IT技术以及训练发展的物联网技术的连接，同时汽车的金融等方面也是很多国外大公司增值增效的很重要的领域，而且这方面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汽车的生产上，有没有可能从传统的汽车生产上，转变成为能够为汽车社会提供全寿命系统服务的解决方案供应商上。

　　第二个途径，通过发展新兴产业，依靠新的业态增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将带动消费方式的创新以及投资贸易方式的改变。因此，必然要催生新的规则，目前新能源产业仍然处于积蓄和准备的阶段，但很多产业专家预言，若干年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销售收入规模会与目前的传统汽车产业规模并驾齐驱，有可能再次形成一个具有几万亿销售收入的新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必将要催生新的产业链条的单元，出生新的产业聚集的形态和新的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要形成一系列新的运作规则。

　　第三个途径，通过“走出去”战略，依靠陌生市场支持。我们必须学会陌生的规则，我们中国的汽车出口额只占全球汽车贸易的2%左右，我们只接续了低端市场很小的份额，汽车企业需要从零开始学习，熟悉践行国际规则，政府、协会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国际接轨是一个新的功课。

　　第四个途径，通过资本运作，依靠兼并重组的方式增值。通过对外兼并重组，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扩张，竞争激烈的会进一步促使兼并重组的步伐加快，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第五个途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依靠深入改革增资。没有机制改革创新没有办法完成以上的重大任务。体制机制改革包括了改革企业内部的机制，要激活活力，提高效益。另外一方面，现在普遍开始出现了战略联盟方式，以他人之力解决公共难题，由于本土企业也发现这种单打独斗的方式难以为继，组织起来的各类型的联盟越来越符合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而且组成联盟的时机也逐步成熟，例如奇瑞与广汽的联合，汽车工程学会的轻量化联盟，以及国资委的新能源联盟等等，这些都是新出现的方式。

　　第四，要抓紧“走出去”历史机遇不断扩大承诺。

　　中国汽车产业部分产品陆续出现在全球新兴市场，“走出去”势头极好，按照目前出口形势分析，我们学会有一个统计，今年有可能实现100万辆的出口业绩。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实现这样的成绩。一是新兴市场有新需求。二是低端市场的供应有空间，日本、韩国逐渐退出了。三是中国市场接近饱和，对外扩张有动力。各个汽车企业在制定和实施近中期的战略规划中已经逐渐把解决好产品出口梯度、区域的出口梯度、贸易方式变化的梯度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

　　第五，要与金融、保险、法律、认证机构一道“走出去”。“走出去”过程中中国汽车企业一定要得到金融、保险、法律、认证各方面机构的支持，与他们成群结队的有规模的走出去，以壮声势。目前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很高，北非的出口形势非常喜人，但是由于金融、保险、法律、认证这些没有走出去，我们的企业在海外孤立无援的开辟陌生市场。

　　第六，对于“引进来”可以有一些新思考。从十八大来看，“引进来”要做到两个坚持、一个配套。两个坚持，就是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合资合作的途径和方式，这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的大局。党的十八大党章也增写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在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股比不低于50%的底线。另外就是提高，从“十二五”规划中，对于引进外资的问题提了一句话“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但是没有具体的参照指标和考核方式。有没有一个可能，提出这样一个参考坐标，用“四个变化”来观察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是不是提高了水平、是不是提高了质量。一是是否有可能逐渐改变我们的合作关系，从现在的师生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从老师教学生的关系变成大家可以讨论的关系。二是合作方向从单向输出变为双向或者多向交流。三是合作区域问题，是不是可以从以国内销售为主，转向内外兼修，不断扩大出口，并共同享受全球的销售服务网络。四是合作价值。从产业链的低端转向产业链的高端，从现在我们买产品到我们可以买公司，从现在只能买技术到我们可以逐渐地卖技术。以上四种关系中已经实际发生了很大变化。合资企业的技术输入方已经开放了某一平台数据，并以中国员工为主的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现在开展的活动越来越广泛，以至考虑中外双方要建立合资合作机构开展共同研究，并且我们也在尝试建立专门为出口的生产基地，正在摸索它的经验。

　　海外并购过程中，尤其是在2008、2009年，我们以不十分昂贵的代价买到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技术和公司，希望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逐渐地成为主流。

　　第七，我们要有一种“被走出去”的忧患。这可能不准确。中国正在和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谈判发展自由贸易区，据了解自由贸易区不仅涉及贸易自由化还可涉及投资自由化的问题，这是与WTO有重大区别，我们一直坚守中方的股比不低于50%的前提，在自由贸易区的方式下有可能突破。自由贸易区内的伙伴间不仅可以低关税和零关税进行交易，还可以不受股比限制的在自由贸易区内任意的伙伴方设立生产基地，这是后合作时期的一个新形式，我们要关注双边和多边贸易，自由贸易区对于汽车产业发展未来的负面影响，要确定应对之策。

　　第八，要深化企业的改革问题。对国有企业当中的竞争性的产业，比如说汽车产业，是否可以与垄断性的产业管理实行差异化。对竞争性产业，特别是汽车产业应该在企业自主决策、资金支配、激励机制等方面给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充分授权，并且同时要改革与官本位挂钩的人事制度，以激发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第九，在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中，要运用好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国际国内形势下，目前从政府层面来说，制定一个对内有积极保护倾向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且空间越来越小。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定是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软实力来促进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第十，要改善政策环境。政府各部门已经在探索从法律、金融、保险、准入、认证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有利于“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并且鼓励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采取国际通行方式进行海外收购。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政府要务：一要具有国际大视野、二要有协调各部门提出具有合理举措的能力、三是要坚守国家产业和消费者利益。大视野的环境、合理措施环境、坚守国家利益的环境，完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再次腾飞的重要前提，虽然任重道远，但我们仍然还有“杀手锏”，李克强同志说，我们还有体制机制改革的第四个红利，要长期发挥作用，这一法宝欧美日已经用尽，我们还有充分施展的空间和时间，我们依靠改革我们抓住了十年高速发展时期，已经急步走到世界汽车产业舞台的中心。依靠体制和机制的深化改革，坚持政策取向不动摇，中国汽车产业一定能够完成转型过程，企业竞争力会明显提高，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任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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