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2002年走进沙鲁里山，当时的318国道是沿河修筑的，很狭窄，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河水，靠河水的一边常有塌陷。当时走到这一段路时开始下雨，我很谨慎地驾驶着，仔细观察着路面，生怕哪块松软的路面把我们送进河水里。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颠簸，就在车子和人几乎都要散架的时候，终于抵达了巴塘，这是川藏线上四川境内最后一个县城。街边电视里传来中国足球队零比四落负于巴西的消息。 

    晚饭时与老板闲聊：你们这儿路可真难走。他问我从哪边来的？我说从东面来。老板回答：那是好走的路，不好走的路在后面呢。

    这次全然不同，离开理塘后，最初的70公里处于修理状态，但没看见工人干活，路面也还算平整，待到该进山时，路变成了上好的水泥路，

    而且，在原本需要左绕右绕的几座大山前，全部修通了隧道，数了数一共有8个隧道，最长的一个长达5公里。如此一来，不仅车速提高很多，总的里程也缩短了大概40公里。

    我对这座白塔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我开到这里时，感觉已经颠得受不了了，于是停车在白塔下休息了好一阵。

    就这样，沿着平坦而车辆稀少的水泥路，我很快来到了巴塘县城。进县城的地方与十年前几乎完全相同，差异在于县城里的街道修建得十分规整，宾馆比昔日气派了许多，另外，县城旁边修了过境公路，可以迅速掠过，直奔金沙江。

    向长漂勇士致敬   

    离开巴塘，没多久就看见了金沙江，沿着金沙江一直向南，30公里后来到一个叫竹巴龙的小镇，小镇南侧，便是金沙江大桥，桥的西侧就是西藏。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金沙江大桥现在变成了两座，昔日的那座目前只供步行、自行车或摩托车使用，汽车则需走新建的桥。2002年途径此处时，桥头虽然建有军营，但路边并未见军人，整个大桥周围，给人一种寂静无声之感，仿佛是一座已经全面撤退的村庄。

    这次则不同，桥两侧均有一些新的建筑，供军队和警察使用，并且新建了检查站，警察和军人各就各位，认真履行着他们的职责。

    当我来到这里时，被告知前方公路有塌方，需要等放行通知。看看大桥上已经排着三十多辆汽车，得知最前面的车已经等候了9个小时。心想，与其在桥上空等，倒不如去拜谒一下长漂的烈士。于是，把车子开到老桥的桥头处，因为，这里有座长漂烈士纪念碑。

    1985年，西南交大电教室摄影员尧茂书在经过6年准备之后，开始了单人、自费漂流长江的壮举，不幸的是，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勇士，在漂流33天、行程1270公里后，在青海省玉树以东，触礁遇难。尧茂书首漂长江之际，正值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即将来华漂长江，他的壮举点燃了有志青年们的激情，在华夏大地上煽起一股“尧旋风”，引发了一场“漂流热”。1986年4月，“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他们于1986年6月16日-11月25日，历时175天，完成了首漂长江的壮举。尧茂书被追认为“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活动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几乎是与此同时，由8位中州汉子组成的纯民间组织——“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也在向长江发起冲击。最终，两支队伍共有9人遇难。

    时任《四川日报》记者的戴善奎，曾亲历沱沱河-通天河段的漂流，他所撰写的《漂-长江漂流探险纪实》一书出版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曾举行了签售会，我至今珍藏着那天购买的书，因为，上面有勇士们的签名。    

    早在尧茂书漂流时，我就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后来得知有人接过尧茂书的旗帜，要组队继续漂长江时，我立即写信到成都，要求报名参加，但终因年龄小、无资质而被拒。为此我一直愤愤然。确实，当时我的年龄实在太小，但我似乎天生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与承受能力，在别人眼中无法忍受的地方，我却视为家。

    巴塘地区，是中国的两支漂流队伍损兵折将的地方，尤其是白玉县叶巴村到巴塘县巴曲河口的100余公里，两支队伍共有3人遇难，美国人肯·沃伦也是在这里宣布终止漂流。所以，在竹巴龙的金沙江大桥旁，立了一座纪念碑。

    长江漂流已经过去22年了，但对于我来说，至今犹如昨日故事，其间有激动、有兴奋、有悲壮、还有悲哀。

    咱们国家有几个特点：一是匮乏探险意识；二是年轻人发起的某项活动，开始通常不会有什么人理会，哪怕这活动是给自己的民族添彩儿的。可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马上会有人跳出来发表高见，什么不要冒险了，要有理智了，要珍惜生命了，要加强管理了云云。唾沫四溅，慷慨陈词，仿佛全叫赛诸葛。 

    之所以有这种特点，我想，也许大家都奉行圣人所云：父母在，不远游。凡事要看看有没有先例。墨守成规、得过且过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华夏民族的窒息到了惊人的地步。前几年有个电影讲述了一帮人爬高山的故事，队友们死了一个又一个，有人便开始在网络上说这简直是不尊重生命，是疯狂，是吃饱了撑得。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我不是说户外运动会带来民族的振兴，但探险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一旦充斥了各个领域，便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一个拥有这种精神的民族、一个敢作敢为的民族，其发展速度必定超过不敢妄言、妄听、妄动的民族。这一点欧洲人在十八、十九世纪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想到这儿，我像十年前一样，毕恭毕敬地站在纪念碑前，向与世长辞的勇士们，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