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前，我曾驾驶海马S7从北京出发，一路探寻抗战遗迹，最终走到了云南。松山战场遗址、腾冲国殇墓园、保山远征军司令部、片马驼峰航线纪念馆，实在想不起，国内还有哪个省，能如此完好地保留众多抗战历史。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完完全全按照70年前的路线，从昆明出发，重走一遍滇缅路。幸运的是，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为何对抗战痴迷——我们需要自尊、自律、自强。

　　这几年，我对抗战历史很痴迷。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到抗战最后一仗的虎头（或高邮、或雪峰山），从阻挡日军西进重庆的石牌，到威名远扬的大捷发生地昆仑关，从残破不全的广州新一军墓地，到芜湖戴安澜将军的安息之地，我已走访了上百处抗战遗迹，再结合能找到的所有有关书籍，基本上将“九一八”到“八一五”的14年抗战历史，以及日本侵华的起源，学习了一遍。

　　友人不解地问道：做这些事儿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把工夫用于发展事业，没准你也能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呢。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我觉得，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比单纯追求物质更重要。

　　2012年9月，当我驾驶某款日系越野车前往西藏途经西安时，刚要进城，接到多位朋友的电话，内容都一样：千万别进城，出事了。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的下午，西安市区里发生了反日游行，一些情绪激动的人，顺便把路上的几辆日系车砸了。关于这件事的是与非，网上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买日本商品是无形之中赞助了日本经济，让他们有充足的实力与中国对抗，作为一个爱国者，理应抵制。反对者认为，在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无法抵制谁，何况，不管什么理由，破坏他人财物肯定是违法的。果不其然，1年之后，西安的法院对12名参与“打、砸”的人宣判有罪，最长刑期10年。

　　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团民

　　我并没有听从友人的善意劝告，在德发长饺子馆的诱惑下，依旧驾车进城，住在了鼓楼附近。不过，特色鲜明的美食忽然变得没味儿了，脑海中浮现的，是北京前门大街燃起的冲天大火——大火燃起前2年，戊戌变法最终以光绪帝被软禁、西太后出面训政告终。不久，西太后试图废掉光绪帝，另立新君，她找来了弟弟桂祥之女与端郡王所生的儿子。要不是西方各国齐声反对，这个叫溥儁（音：俊）的15岁男孩，差一点在1900年成为大清第13位皇帝。由于这件事，西太后恨透了洋人，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与其对抗——官面上有些做不了的事儿，就忽悠民众去做，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太常见了。几个月后，原本一直是朝廷“剿灭”对象的义和团，忽然成了座上宾，被请进北京城，攻打洋人。

　　大火之后的前门外一带

　　义和团进了北京不久，发现前门外大栅栏有家西药店仍在正常营业，二话不说，就把这家名为“老德记”的药房举火焚烧。结果，火势蔓延到整条街道，接着又向四处扩散，历经一天一夜之后，周边数条商业街的4000多家店铺被焚毁。有的书上记载，就连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也毁于这场大火，当然，更多的教科书上说那是八国联军干的。

　　正阳门城楼被焚毁

　　西太后可能至死都没弄明白，西方各国为什么支持光绪帝。按照多数人的理解，西方人为了掠夺，想亡我中国，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可他们为何又偏偏特别赞同光绪帝的变法，难不成是他们希望中国富强？这里面的原因有2个，第一是我国传统思维里的二分法过于笼统，沿用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很多事情是说不通的，而任何事务与人物，都不会如此简单，脸谱化的模式真是要不得。第二，西方人看重的是互利，互利的前提是大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都按规矩出牌。但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在这些方面格格不入，相互之间难以沟通，鸡同鸭讲的滑稽场面时常出现，所以，西方各国希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尽早纳入世界轨道。而光绪帝的变法，便是纳入世界轨道的第一步。

　　见过一位商人，欲在华投资办厂，南北方跑了一大圈，最终决定把工厂落户在成本最为昂贵的上海。问其原因，答道：有些地方给的条件很优厚，但总给人一种虚无缥缈之感，凡事都是在酒桌上以口头形式承诺，要求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时，脸上写满了鄙夷与迷惑。这样四六不靠的地方真是不敢去。上海人很有商业头脑，谈判时斤斤计较，全无有些地区的豪爽与大气，但正是这种注重谈判与签约的风气，使我对其产生了信任感。我来这是做生意的，不是交酒肉朋友的。我需要的是大家都按规矩出牌，严格遵守合约。

　　遗憾的是，有些人像西太后一样，始终不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既不愿意修正自己的思维模式，更懒得用自己的大脑考虑问题。他们所喜欢的，是非黑即白，他们所希望的，是有人替他们做出答案。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便前赴后继地往前冲，是对是错，他们懒得想。1900年的北京与2012年的西安，何曾相似。

　　毫无疑问，这是个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度。

　　1894年，日军在今天的丹东第一次踏上中国领土，当时的国人们，普遍蔑视日本人，认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如此不自量力，实乃可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1个月前，天朝部队与日军在平壤打过一仗，虽然双方的兵力、武器相当，我军还占有地利之优，可仅仅打了一天，主将便命令趁夜后撤，看似威风凛凛的八旗，居然毫无秩序地夺路而逃，相互践踏，死伤无数。至于武器弹药与粮饷，几乎全部留给了日军，其中包括先进的火炮，而这些火炮连当时的日军都不曾拥有。一些士兵甚至是丢弃枪支、两手空空回到祖国的。

　　平壤之战中的中国战俘

　　1944年，中国远征军跨过怒江，准备向滇西日军进攻。一些远征军高级将领要求工兵部队保证，一旦进攻失利，必须以最快速度把他们接回来。据说，总司令卫立煌为此勃然大怒。卫总司令是有理由发脾气的。此时的远征军，拥有大量的先进武器，弹药更是源源不断，想要多少有多少，大口径火炮与火焰喷射器，日军根本没有，更不用说美国空军的战机就在头顶，完完全全掌握了制空权。

　　可见，在战场上，武器的重要程度，排在勇气之后。

　　对外作战，我们一贯缺乏的，是勇气。战死的勇气。必胜的勇气。

　　1942年，日军临时组织了一只2000余人的快速部队，只用了几天时间，便从缅甸的腊戍，一路往北，连续攻占畹町、芒市、龙陵，最终打到了惠通桥，要不是工兵部队炸毁桥梁，最多10天，这支部队就有可能打到昆明。这条路我走过，沿途几乎全是群山峻岭，道路非常狭窄，夹在两山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只需每个山头派几个战士，不用露头，往下扔手榴弹就足以让日军放慢脚步，如此节节抵抗，日军一个月能走到惠通桥就不错了。但是，中国军队没这么做，他们一窝蜂地往北跑，长官跑得更快，当时最高的指挥部门是参谋团，5天时间，便从缅甸的腊戍，跑到了云南的保山。这个速度，既是搁在今天，也算是快的。

　　因为看了《父亲的战场》，我在腾冲北郊的陆家寨，试图拜访一位叫陆朝茂的老兵。遗憾的是，当我登门时，老人刚刚去世。但是，章东磐先生在书中的记载令我难忘——陆朝茂所在的部队攻打腾冲时，先是靠美军飞机炸开城墙，然后往里冲，可在接下来的整整1个月时间里，中国军队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因为，守城的1000多日军，利用民房家家设防，每一扇窗后，都有可能射出子弹。一个日本士兵甚至将自己扣在一口古钟里，钟上凿了个射击孔，生生将一只中国部队阻挡住，最后，中国军人绕到钟背后，用木棍猛击，将钟里的日本兵活活震死。顺便说一句，1942年日军进攻滇西时，靠一只292人的部队，没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腾冲；1944年中国军队反攻时，是整整一个集团军，打了2个月才光复了腾冲。

　　远征军在腾冲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

　　日军作战勇气之强，单兵作战能力之强，由此可见。尽管所有正常人都厌恶战争，但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中日之间再有一战的话，中国军队的表现，会比70年前好多少？别的不说，单兵作战能力，就有些怀疑。我在不止一个单位里见到，即便是个最简单的取件、办证工作，也得两个人一起去。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勇气，他国还敢轻视中国吗？不管是19世纪，还是今天，多数国家都有崇拜强者的习惯。咱们中国也被崇拜过，比如唐朝，李世民被西域各国国王推举为“天可汗”。但在眼下，我们如果希望再次被尊重，每个人能做的，是管理好自己。比如，时刻注意遵守社会公德，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他人的存在——公共场合说话控制音量、学会纵向排队、开车时不对行人按喇叭、走路时不侵犯机动车权利。再比如，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做好手头的工作——不管您从事什么工作。

　　在日本一个小镇的公共汽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且司机知道我是个不懂日语的外国人。但他仍然一丝不苟，按照要求，起步、转弯、停车时，用麦克风进行广播，到站停车，无人上下车，司机也紧盯着时钟，确保准时运行。如果咱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能如此严谨与认真，整个国家也充满着礼貌与文明，我相信，那时候的中国，才是真正强大的中国，才会被真正尊重。

　　有位网友的留言我很喜欢：“我们抵制过日本，抵制过法国，抵制过美国，可到头来，我们发现自己的国家并未强大，在国际上没有朋友。而那些被我们抵制的国家，始终都很强大。”

　　“真正爱国的人，应该让别人感觉中华民族是多么的可爱，而不是今天要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真正爱国的人，应该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点点滴滴的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民族即是文化。”

　　一句话，中国不需要再喊口号了，更不需要盲目的意淫。需要的是自强。需要的是无坚不摧的勇气。遗憾的是，有人至今都在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物质上，对解放军拥有比日本更先进的武器津津乐道。他们或许忘了，1894年的清军，拥有不少德制武器，部分武器的先进程度，同样超越了日军。我不知道政府首次举办九三庆典的目的，但我觉得，与其牢记仇恨，倒不如敦促自己自尊、自律、自强。

　　行走真正滇缅路——重复74年前的缅边日记。

　　2013年12月，昆明降下大雨，窗外寒气逼人，室内却热火朝天。那天晚上，刚刚抵达昆明的我，迫不及待地跑去拜访戈叔亚先生。戈叔亚先生是研究滇缅战史的专家，一肚子的故事，似乎永远说不完，令我敬佩无比。事实上，此次“行走真正滇缅路”的想法，正是源自于那次拜访。

　　2013年游记题图

　　看到我热衷自驾游，戈大哥提议：你应该按照曾昭抡的记载走，甚至把车开进缅甸，全程走一次滇缅路。

　　这么一句简单的话，立刻把我的心绪点燃了。不久，戈大哥寄来一本曾昭抡教授撰写的《缅边日记》。曾教授毕业于清华，后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在清华担任化学教授，1941年3月，曾教授乘车从昆明走到畹町，再原路返回，据此写出了《缅边日记》。虽然只有薄薄的100页，记载的也只是为期15天的乘车旅行经历，但正如曾教授在游记中提到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1941年滇缅路上的风土人情与沿途景色。文字优美流畅，读后犹如身临其境。

　　从小有个习惯，只要是喜欢的书，绝不会只看一遍，头一次至少连看3遍，以后每隔几年再读一遍。《缅边日记》是本很薄的书，连看10遍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快，书中的主要内容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决定听从戈大哥的提议，完全按照书中的记载，重温一遍滇缅路。我期待，尽可能多地找到书中那些生动的描写。

　　几年前，有汽车厂家组织试驾活动，选择了以滇缅路为主题，但实际上，活动仅仅是在腾冲与芒市之间展开，只是滇缅路的一个局部而已。今年，随着政府首次举办“九三庆典”，抗战主题热闹起来，在过去几个月的电视屏幕里，每天都有大批八路军奋勇杀敌，每天都有难以统计的日军被杀死。更有数家媒体抢先一步，展开了行走滇缅路的报道。不过，凭着对云南的了解，我注意到，每家报道滇缅路的媒体，都是沿着杭瑞高速（G56）驾车而行。

　　我不打算这么做。我所期望的，是尽可能完完全全地按照曾教授的游记行走，重温一遍曾教授的脚步，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真正行走滇缅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