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澜沧江,在保山看到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跨过怒江,在泸水看到了驼峰航线的53号运输机。这两天的收获非常丰盛。离开片马镇,驾驶海马S7翻越高黎贡时,忽然觉得,我与69年前的那场战争,越来越近了。
上篇说到,沿着崎岖的山道,下到博南山深谷处,通过新建的霁虹桥,跨过澜沧江,紧接着,就是翻越罗岷山。开始的一段,山势极为陡峭,最陡的地方约为70度,这样的坡度看上去,简直就是垂直的。沿着狭窄的山道七拐八拐,用了1个多小时,翻了过去,进入保山坝子。从地图上看,这条昔日的滇缅公路,如今叫049乡道,沿途经过了一些村子,比如,平坡、新路、阿张坝、官坡、福禄地。
从澜沧江算起,走了40公里的时候,接近板桥镇,右转往北2公里,便是马王屯。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子,但村东650米处,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
中国远征军的3个3
与英国远征军相比,咱们的这支远征军其实没走多远,既没跨洲也没跨洋,就是去了趟邻国缅甸,最远走到同古一带,距中缅边境800公里。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史唯一的一次出国作战,其实也不尽然,袁世凯就曾带着军队征战朝鲜,最后把人家的国王抓到天津了。远征军的规模很大,且最终是以胜利告终,可这段历史,被尘封了好一阵。有家电视台在昆明市中心随机采访,多位年轻人均表示从未听说过中国远征军,只有一位老人说知道,但何年何月何事,想不起来了。
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在“星爷与海马S7”系列游记中的第一篇里,我曾说过,小时候多次跟随家父到卫叔叔家,当时却一点儿都不知道,卫叔叔的父亲,就是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大后靠阅读,才逐渐知道了这段历史。大约在六七年前的9月2日,在电台做节目,广告时,与人闲聊天,我说,今天是徐永昌上将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对方问,谁是徐永昌。听我介绍后更为惊讶:抗战不都是八路军嘛,怎么还有国民党?
这几年,远征军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滇西1944》、《中国远征军》、《我的团长我的团》,一个又一个表现这段历史的电视剧,虽然描写的不太真实,夸张成分较多,但起码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段历史。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紧接着,除了苏联以外,中国、英国等盟国均对日宣战。与偷袭珍珠港同时,日军南下,开始对东南亚诸国动武,缅甸是我国获得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由于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共同保护滇缅公路的协议,远征军第一路军长官部因此成立。之所以叫第一路军,是因为当时还有第二路军的计划,目标是越南,不过这个计划没有执行。
第一路军的总司令是罗卓英,副总司令杜聿明,总指挥史迪威。下辖3个军。此外,还有直属部队-李志鹏的36师,张祖武的工兵营以及炮营,宪兵队。
1,第5军,军长杜聿明,下属余韶的96师,戴安澜的200师,廖耀湘的新22师。
2,第6军,军长甘丽初,下属彭壁生的49师,吕国荃的93师,陈勉吾的暂55师。
3,第66军,军长张轸,下属刘伯龙的新28师,马维骥的新29师,孙立人的新38师。
事实上,远征军第一路军成立之初,就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但由于卫立煌没能到任,于是改成罗卓英。没到任的原因有2个传说,第一是卫立煌坠马受伤,第二是私下通共。
远征军组建后,于1942年2月进入缅甸,到了4月便兵败如山倒,而且职务越高,跑得越快,据说总司令罗卓英用武力挟持了一列火车,这样的奔跑方式,日本人想追也难。总司令既然如此,军长也不甘示弱,甘丽初与张轸一口气从畹町跑回保山,即使搁在今天,这速度都是相当快的。后来,孙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队退到了印度,改名为中国驻印军,其它部队回到国内,依然叫中国远征军。再往后,蒋介石将总司令换成陈诚,可陈诚指挥不动这些能够直接与蒋介石说话的将领,上下级矛盾尖锐,传说陈诚最后被气的吐了血,于是,在1943年11月,总司令换成了卫立煌。也就是说,中国远征军虽然只存在了3年零3个月,但前后有3任总司令,正好是3个3。
卫立煌是常胜将军
卫立煌出任远征军总司令后,随即将司令部从楚雄前移到保山,驻扎在距离保山市区北侧12公里的板桥镇马王屯,因为这里距离怒江前线的直线距离只有37公里。在马王屯,卫总司令指挥2个集团军共计20个师,渡过怒江向日军第56师团发起进攻,直到滇西反攻获胜,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当地人将这里称为立煌营。
卫立煌将军是安徽合肥人,字俊如。15岁时只身前往武汉,在一所学兵营里接受了军事训练,随后,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20岁时,成为孙中山大本营的一名警卫。在以后的大小战斗中,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得以体现,在军中的职务稳步上升。抗战初期,卫立煌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驻军石家庄,1937年8-9月间,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大挫日军锐气。他的名字因而在日军阵营中传开,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日清司视卫立煌为“支那虎将”。
虽然卫立煌在随后的几次对日作战中战绩不错,但由于他与共产党关系较好,还曾访问延安,并送去了大量军火,蒋介石最终撤消了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职务,当卫立煌离开河南时,洛阳民众数万人焚香夹道相送。当时的河南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中条山高又高,卫长官指挥好,飞机轰不动,大炮打不倒。活动堡垒威力大,我们守得牢又牢,打得鬼子无处逃,无处逃。
在史迪威的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在美国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称卫立煌是“常胜将军”,能干与常胜,在共产党部队中比较常见,但在国民党的军人里,比较少见。
蒋介石撤退台湾后,卫立煌滞留在香港,1955年回到大陆,定居北京,成为国军高级将领中,第一个回到新中国的人。1960年因患伤寒去世,享年64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探访司令长官部
穿过马王屯,顺着柏油路一直走,走了1.5公里来到路的终点,这里是很平缓的山顶,有一些建筑,但都比较新(上图)。正在疑惑,有位长者出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并请我进到院中,可随即发现我不打算把车开进院,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说:我们这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转身走了。
这个过程时间很短,也就1分钟左右。事后我琢磨了半天,觉得其间的变化很奇怪。我能想出来的唯一的解释是,他以为我是住店的客人,当发现不是,便对我失去了兴趣。毕竟,对于有些人来说,滇西的这些抗战历史,就是一种“资源”。虽然不止一位学者反复提醒,保护、尊重历史,不能与经济开发混为一谈。
事后听说,山顶的那块地方已经租出去了,作为商业开发使用。更诧异了。能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千里迢迢跑到保山郊外的一个村子里,只是为了看一眼昔日的遗迹。云南旅游很红火,但大家更有兴趣的,是西双版纳、大理、丽江和迪庆。
顺着来路往回走,距马王屯650米的时候,有一片开阔地(下图),停车查看,心想,如果我是卫立煌,我会把营地设置在这里,起码隐秘一些,刚才山顶的那片区域太突出了,周围无遮无拦,敌人来架飞机,都不用瞄准,随便扔几个炸弹,肯定炸得着。
在这片空地的西侧,有一些废弃的房子,虽然很陈旧,但看样子不像是抗战时期的建筑。据资料介绍,卫立煌当时是将这里的一个仓库改建成办公室和住所,后来,陆续建设了60栋营房,并有高炮阵地、战壕、碉堡、弹药库等军事设施。
遇到一位村民,向其打探,他说这里确实是司令部,但当时的房屋早没了,留下的遗迹,只有一些防空洞和一个马厩。眼前这些房子,是后来盖的,曾是解放军预备役的训练营。
这些地基,不知道是不是当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建筑所在。
在马王屯村里逛了逛,很想找位知情的老人,了解一些当年的故事,可没找到。
马王屯到板桥镇一共是4公里,途中一半的地方,有个世科村,村东有个寺院,叫光尊寺。这座寺院最早是南诏国时代建立的,现存建筑是清朝所建。有的文章说卫立煌的司令部就在这里,可更多的资料显示,长官部只是在这里举行过会议。抗战胜利后,在卫立煌的倡议下,在寺院里建了一所中学,叫远征中学,李根源先生题写了校名。现在这所学校在板桥镇上,叫保山市第七中学。
寺院在五六十年代遭到破坏,当时这里是粮食仓库,如今所看到的,是2008年修复的。
寺院恢复以后,宗教活动也相应恢复了。一个小村子拥有一所大寺院,而且是金碧辉煌,很是常见。前几年在大寨的虎头山上,就看见一个,规模之大,超出想象,几乎占据了整个山头,极为庄重,极为威严。看后不禁感慨,大寨是毛泽东树立的典型,在1964年发布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最高指示,想不到几十年后,大寨把释迦摩尼放在比共产主义更高的位置上了。
不管是宗教还是主义,有信仰是好事,没信仰才非常可怕。没有信仰的人,就会没有自我约束,没有自我约束,就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所欲为,无所畏惧,往小了说,这种人会把排队加塞、不遵守交通法当成家常便饭,往大了说,他们会干一些诸如往大米里掺毒、往奶粉里掺毒的缺德事,且毫无愧疚。
在光尊寺里,一位长者看我拿着相机,便主动走过来,热情地介绍,他告诉我,这间房子就是卫立煌住的地方(下图)。
板桥镇
距离光尊寺2公里处,便是板桥镇。这里和云南驿一样,也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是昔日马帮商队的必经之地。
现在的板桥镇,西侧百米开外,便是G65高速的出入口,还有320国道,可真正的老街,是镇内的青龙街,长800余米,石板路面依旧保持着历史原貌,两侧是前店后宅式的传统民居,看上去古色古香。
在《父亲的战场》一书中,章东磐先生为读者讲述了一个颇为感人的故事:远征军沿滇缅公路推进,在中缅边境上的畹町,与日军有过一场激战。1945年元旦那天,远征军2军27团2营营长刘昌顺少校,带队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阵地被拿下来了,包括刘昌顺少校在内的数十位勇士,牺牲在了这个叫黑猛龙的地方。27团干事刘志声上尉,奉命将刘少校等3位军官的遗体,送至芒市烈士陵园安葬。
到了芒市,烈士陵园尚在筹划中,刘上尉遵命将烈士遗体先行安葬,做了详细记录并上交后,返回部队复命。不久,滇西战役结束,刘上尉复员,回到了家乡——板桥镇。
50多年后,已逾古稀之年的刘老伯忽然听说,他亲手安葬的3位烈士,并未进入烈士陵园,于是,刘老伯两次前往芒市,试图找到3位烈士的棺材,但在挖开的3个坑穴里,只看到了黑红色的土。刘老伯将3包土送到德宏州政协,政协领导立即同意将血土葬入远征军烈士陵园,但因预算不足,竖墓碑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刘老伯分外激动,给政协领导行了个军礼:首长,我代表3位死者的在天之灵,感谢首长宽宏大量的搭救之恩,允许我把他们的血土带进墓园。
回到板桥,刘老伯在几位退休老人的资助下,凑了1000多元,刻好了墓碑,送到芒市。政协领导给刘老伯回信说,碑都立好了,其中,刘昌顺少校的碑有2个,因为原碑找到了。随信还送来了墓地的照片。
原来,芒市公安局的一位退休干部,在当地一位教师家里,找到了当年为刘昌顺少校立的墓碑,教师开始不同意取走墓碑,因为他家一直用这块墓碑当搓板洗衣服——你拿走了,我家怎么洗衣服?
最后,这块墓碑还是回到了刘昌顺少校的墓前。也许,这是远征军中唯一有2块墓碑的墓地。
刘老伯前往芒市寻找墓地的过程中,退休老人苏渔耕先生不仅积极参与,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还帮助刘老伯与政协联系。在芒市期间,两位老人面对30元一天的旅馆有些力不从心时,来自板桥的包工头提供了住宿与餐食,并派工人帮助老人一起挖坑找坟。
刘老伯1942年参军抗日,1945年复员后,重操旧业——继续当小学教员,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前国军上尉,以“一般性历史问题”,安排到粮食站当会计,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工资加补贴共计52.3元,为了补贴家用,刘老伯在自己家里开了个花圈店。
读到这个感人的故事,我很想拜访一下刘老伯,板桥老街并不长,很快就找到了花圈店,进门问,确实是刘家的,但刘老伯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