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由行第3、4天：在东京四处走走还进了趟皇居

　　【车讯网报道】您现在看到的是日本自由行游记第2篇，内容是在东京的东游西逛。其中有一天，恰逢天皇生日，我还意外地走进了皇居，远远地看见了天皇一家人。

　　早餐后出门，首先乘JR火车前往上野，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开篇便是上野，可惜眼下并非樱花时节。上野的醒目之处，立着一尊西乡隆盛的铜像，这人的功绩在于推翻德川幕府，恢复天皇统治，是明治维新的元勋。

　　上野除了动物园，还有座东照宫，360多年历史，主要供奉的是德川家康，他是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创建者。

　　上野东边，隔着几条路，是东京大学。

　　校园里有许多银杏树，正值树叶金黄，在阳光的照耀下很是漂亮。

　　整个校园分外寂静，来来往往的人很少。

　　校园里有家星巴克，我坐了好一阵，店里只有几个学生在学习。店员每隔一会儿，就拿个小盘，走到每位客人面前，送上一块小点心。

　　东京大学东门的旁边，有个古色古香的门，叫赤门，已有百年历史，现在成为东京大学的象征。

　　离开东京大学，坐JR线东京环线（山手线）去了明治神宫，这里是供奉明治天皇灵位的地方。明治维新将日本从落后国，转变为先进国，耗时之短，令各国惊讶。其实，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愿不愿意虚心学习。

　　虚心这俩字，看着简单，真正做起来，有时可能放不下。日本放下了。比如，明治维新时，他们派了一群高官出访西方12国，历时1年10个月，因为他们看的很细，了解的很全面、很彻底。

　　形容这个使团的一句话是：“始惊、次醉、终狂。”面对西方的先进与发达，日本人从吃惊到沉醉，再到发疯般地学习。同一时期的中国，也有类似举动——洋务运动。从表面看，咱们也引进了工业化生产，今天的长安汽车，就是那时的产物，当时叫上海洋炮局，李鸿章创办的。但咱的变革仅限于办些实业，并不涉及其它。

　　不过，历史上的明治天皇，究竟是不是很伟大，有不同的说法。日本历史学家飞鸟井雅道在《明治大帝》一书中，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个明治天皇——如同傀儡一般的怠政。以此书来看，明治维新似乎与天皇本人无关。天皇的使命是祈祷，动不动就跑到七寺七社祈祷——伊势神宫、石清水社、贺贸社、松尾社、平野社、稻禾社、春日社、仁和寺、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园城寺、教王护国寺、广隆寺。

　　看罢明治神宫，来到附近的原宿火车站，乘车前往新宿。原宿到新宿只有2站地，几分钟就能到，新宿是东京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到这儿不可能不花钱，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内袋里的钱包，脑袋顿时大了一圈儿——钱包没了。

　　历经多年单人旅游，早已训练有素，此时绝不能慌张，必须保持沉稳，只要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才会减少出错的可能。于是，我稳住心情，仔细回忆最后一次用钱包是什么时候，想起来了，是在明治神宫买纪念品的时候——我必须立即回到那里。

　　此时，火车已经抵达新宿，下车，到对面上车，往回走。5分钟后，我又回到了原宿车站。出站后三步并作两步，疾步往前赶。这时候，我已清晰地回忆起，1个多小时前，在神宫大殿前的商品部，买了几样纪念品，付款后，随手把钱包放在柜台上了。时隔这么久，那里又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还有可能找回钱包吗？

　　素闻日本治安不错，我的现金和信用卡、护照，都在钱包里，没有像去欧洲那样分别存放。也就是说，此时的我已是身无分文。

　　一边走，一边做出预案——假如找不回钱包，借助旅馆的电话，让家人转账到旅馆指定帐户，然后通过旅馆提取现金。等待转账过程中，向旅馆借点儿钱，前去中国驻日领事馆，申请临时证件。这些步骤顺利的话，明天一天应该够用，不会耽误旅程。

　　事后聊起这件事儿，友人夸赞我遇事不慌、井井有条。事实上，打算旅游的话，就应该有点儿这能力。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在北京怀柔山区爬山，有次攀一个岩壁时，不留神将自己困在半空，仔细观察周围地形，终于利用一个岩缝，将手臂伸进去，起到膨胀螺栓般的作用，左右交替，才让自己脱困——人是地球最厉害的生物，只要想办法，总能解决。动辄报警、求援，实在有些懦弱。再说了，您自己玩儿，干吗要给别人添麻烦？

　　来到商品部，售货员没变，还是那位眉清目秀的姑娘。我掏出刚才买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英文单词，表达我的来意。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告诉我，从旁边那个门出去，那里有警察办公室。走过去，一位中年警察接待了我，他听到我丢了钱包，立即拉开抽屉，把我的钱包举起来——霎那间，悬了许久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全身倍感轻松。由于钱包里有我们全家人的合影，以及护照，警察很快确认我是钱包的主人，但还是谨慎地询问里面有多少钱，进行再次核实。当时我激动得很厉害，想与其合影留念，但他表示了谢意。不知是不是警察局有什么规定。由于日本是法治国家，我没敢用现金表示谢意，以免给这位和蔼的警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是把一些钞票投入了参拜神宫处的款箱里。随后，我向商品部的姑娘表示谢意，她只是莞尔一笑，继续工作。我始终不知道的是，究竟是谁，她还是某位游客，看到遗忘在柜台上的钱包，并把它交给警察。

　　找回钱包，再次前往新宿，去了东京都厅，在45层看东京全景。东京都厅大约相当于咱们的北京市政府，大楼非常气派，是在90年代、日本经济最为辉煌的时候建造的，造价极为昂贵，引来不少争议。

　　也许是为了体现政府服务民众的宗旨，人家将接近顶层的地方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乘高速电梯，来到这里游览。回想一下，无论是台北101，还是上海的环球金融，登楼参观的费用都不便宜。

　　在新宿逛了一圈，有些劳累，本打算找个居酒屋喝上几杯，吃点儿小菜。忽见一个吉野家，于是进去看看与北京的吉野家有何不同——真有差异。这里吉野家是环形餐台，顾客围坐，里面是店员。日本常见的小饮食店，比如，寿司店、快餐店等，基本都是这种格局。另外，这里的吉野家似乎没有鸡肉饭、双拼之类的，而是以牛肉饭和“锅膳”为主，有点儿像北京吉野家的玉子什锦拌饭定食。每份售价630-75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35-40元左右，而北京类似餐食是33.5元。毕竟，日本是个全国人均年收入大概2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

　　第4天，早餐后出门，不远处就是皇居，也就是天皇的居所，我沿着皇居的护城河走了多半圈。这座皇居最早是德川幕府实施统治的地方，当时叫江户，后来德川幕府交权，天皇重新掌权以后，将这里定为首都，并更名为东京，昔日的江户城改成为天皇的居所。

　　皇居护城河的宽度与北京护城河差不多，但河堤特别高、特别陡，估计是为了安全。相比之下，咱们的护城河似乎起不到什么阻拦作用，很轻松地就能走到河边。不过，这里的城墙比较矮，由很大的石头构成。沿着护城河，是一条林荫路，还有很多花草、座椅和饮水机，非常适合散步。

　　与我国皇宫都是四四方方不同，这座皇居的形状并不规则，围着它走一圈，大约是5.2公里。其中西城墙最短，不足1公里，北城墙至少有1.4公里。皇居一圈有很多门，正门在东面，对着东京车站和银座，后者是东京特别繁华的商业区。皇居的正门在二重桥，一般游人只能走到桥旁参观、拍照。

　　皇居北部是个公园，叫北之丸，环境绝佳，里面有科学技术馆和日本武道馆。

　　武道馆的斜对面，是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不过，如果想看看日本如何记载自己的历史，倒是应该参观一下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相当于北京军事博物馆，门票8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0多块钱——日本的博物馆免费的不多，几乎都要买票进入，虽然价格还可以，但这一点不如咱们，咱们的博物馆大多免费参观。在游就馆里，我看到一门从咱们的旅顺搬过去的大炮。

　　皇居南部是行政区，从西往东，有宪政纪念馆、国会、财务省、交通省、总务省、法务省、警视厅、最高裁判所。再往南一些，还有外务省、科学文部省以及首相官邸。一大堆国家机关集中在一起，可以起到降低交通流量、提高办事效率的作用。这个做法，是从欧洲学来的，他们占领我国东北，把长春定为伪“满洲国”首都之后，如法炮制，八大部建筑至今犹存。留学英国的陈占祥，深谙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梁思成一起，为北京做了一个科学的规划，遗憾的是，未能被接受。

　　走到最高检察厅门口，忽地想起，《追捕》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杜丘从检察院走出来，真由美站在路边，俩人携手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去。而眼前的检察院牌子，与电影里一模一样。

　　人行道的景色也基本未变，只是多了个过街天桥。这个日本电影在1978年对中国产生的震动，是如今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时尚的服饰、洋气的轿车、宽大的住宅、考究的家居、大胆的爱恋，这些90后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他们出生的前不久，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仅仅停留在屏幕上，非常陌生。《追捕》是第一个向大家展示这些的。

　　当看到真由美的父亲走下自己驾驶的飞机，坐进一辆大型轿车时，我曾问我爸，家里还有飞机和汽车？在我的概念里，汽车都是公家的，只有当官的人，才有小轿车坐。爸爸笑了，他说很正常，轿车不过是交通工具，并不是身份象征。

　　杜丘与真由美并肩而行的对面，一片绿树葱葱，那是日比谷公园。此处曾是军队操练的地方，明治维新时改为公园，据说是日本第一个现代公园。公园里的建筑之一，是个叫松本楼的餐厅，1903年开业至今。餐厅的主人叫梅屋庄吉，他在香港经营照相馆时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梅屋庄吉表示，只要你革命，我就在经济上支援你。

　　没想到，梅屋庄吉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这句誓言。他开设了电影公司，生意非常成功，但把大笔利润，都给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时，经济上已经不富裕的梅屋庄吉，把最后一笔钱拿出来，为孙中山铸造铜像，并亲自护送第一尊铜像来中国。不久，恰逢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迁往南京下葬，梅屋庄吉参加了迁葬过程，铜像被安放在中山陵。

　　随后，又有3尊铜像运抵中国，第2尊铜像赠予广州黄埔军校，第3尊铜像赠予广州中山大学，第4尊铜像赠予中山县孙中山故居。不过，安放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的铜像，在抗战时期移至澳门国父纪念馆。原本梅屋庄吉打算再铸造3座铜像，赠送给北平、上海、武汉，但因资金匮乏未能实现。

　　除了全身铜像，梅屋庄吉还铸造了100尊半身像，其中有一尊赠给了宋庆龄，至今仍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现香山路7号）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将故友孙中山安葬之后，梅屋庄吉决定筹资拍摄一部电影《大孙文》。遗憾的是，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关系恶化，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最终被迫放弃。此时的梅屋庄吉，四处奔走，试图通过各种关系说服日本政府停止侵华。1934 年11月16日，梅屋庄吉去见外相广田弘毅时，昏倒在火车站，7天后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留下“吾人为中国革命所作之一切，均是为恪守与孙中山之盟约”，“与此有关之日记、书信等，概勿外传”的遗嘱。

　　我走到松本楼时，还没到餐厅营业时间，进门后说明来意，一位中年女士热情地引导我参观，并送给我中文的说明书，在一个转角处，有一架钢琴，上方墙壁上，有8个镜框，有早年间的书信，有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合影。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此时，宋庆龄从美国留学归来，担任孙中山秘书，两人坠入情网，梅屋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嫁妆、新房，两人于1915年在松本楼结婚，当年宋庆龄弹奏过的钢琴，仍然保存完好。

　　作为一家餐厅，松本楼周边环境非常优美。其中，一楼的咖喱饭特别出名，且价格公道，值得推荐。

　　日比谷公园东侧，一路之隔，是东京帝国饭店，五星级，坐在房间里就能看到皇居全景，位置极佳，每日房价人民币2600元起，早餐另算。饭店隔壁大楼的墙角下，有个“鹿鸣馆迹”的石牌子，鹿鸣馆是在明治维新时建设的豪华会馆，用于与西方人联络感情。当时，负责外交的大臣井上馨，积极倡导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讨好西方人的鹿鸣馆，就是出于这样的需求而建造的。

　　隔壁的帝国饭店，也是为了向西方人展示日本的进步。井上馨以为，通过这样的公关手段，就能让西方人看到日本已经走向现代文明，就会修改30年前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不过，井上馨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奏效，西方人看到日本人身穿燕尾服、留着分头、吃西餐、跳交际舞，反而感觉很滑稽。直到1899年，西方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才被取消，收回关税权则是在1911年。因为，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毫无疑问，这个世界靠实力说话。讨好、空喊口号，都是无济于事的。

　　再往前没多远，是第一生命大厦。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将司令部设在了这里。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东京居住6年。这期间，他为日本制订了宪法，强调了公民权利，并把天皇从神降为人。随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使无数农民一夜之间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位曾是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美国惟一一位参加过一战、二战和韩战的将军，成功地将日本引入现代民主国家之后，因与杜鲁门总统意见相左而被解职。据说临走时，数以万计的日本民众自发上街送行，回国第2天，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国会发了那篇著名的演说：《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