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市政府一位负责人表示,北京打算通过立法对停车加以管理。初衷确实不错,但问题在于,我国是个崇尚权利的国度,几乎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跳过法律,走关系之门的念想。法律的严肃性经常被打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说到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吗?对此,我持悲观态度。什么时候能真正做到以法行政,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变了味儿的泊位证
对于停车管理,北京不是没有动作。1999年曾出台验车须提交停车泊位证的政策,执行了5年,最终于2003年12月底废止。废止的原因很简单——喂肥了一大批能够开出停车泊位证的机构。当时,一张停车泊位证的价格是1700元,具备停车资质的停车场,可以无限制地出具停车泊位证,敛财之丰厚,外人根本无法估算。在暴利的诱惑下,一批中介公司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某种关系,代办停车泊位证,可以想象,由此必然会衍生出腐败与犯罪。
老调又重弹
最近几年,伴随着占道停车愈演愈烈,恢复停车泊位证以取代摇号购车的呼声浮出水面。上周晚些时候,市政府领导表示,希望在今年启动停车立法的调研与论证,力争明年出台《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核心思想是“有位购车、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
有位购车——也就是说,没有车位您就甭买车。问题来了:第一,已经买了的车怎么管理?第二,车位的审批权在谁手中?如果一视同仁,就需要有个机构对此进行管理,那么,这个机构一定是个肥差,10多年前停车泊位证所衍生的腐败肯定卷土重来,交管局宋某之类的人物必然层出不穷。因为很难设立有效的监管体制,奢望在这个机构上班的人都具有崇高品格又不大现实。
养活大批收费员
至于停车付费,简直就是废话。别说主要街道了,就连许多偏僻路段,也站满了操着浓重乡音的收费员,一脸正气地将道路视为自己地头,向驾车人收取费用。我从一位收费员那里得知,他和伙伴承包了一段路,正规车位54个,利用边边角角,总共能停车68辆。这段路的两旁都是写字楼,每车每天15元,每月22个工作日,总收入2.2万元,交纳承包费8000元(俩人)后剩余1.4万元,每人净赚0.7万元,不用交所得税。实际上,俩人的月收入远不止这些,因为周六、日也能收到停车费,每人还能分得大约1万元。此外,警察管得不严时,人行道上还能停18辆车。后来,公司把承包费涨成每人8000元,哥俩表示接受不了,不干了。因为,还有更划算的路段等着他们去开发。临走那天,他们得意地对我说:你们北京人就是懒,这么好赚的钱没人干,我们全村人多一半都来了。
其实,不是没人干,而是干不了。您想想,能把公共道路转化成自家的摇钱树,能是一般人的所为吗?这种人肯定也会小心翼翼,找点儿外地农民工,显然更保险。
机器收费可行否
占道停车收取的钱,显然是笔天文数字的资金,这么庞大的款项,如果用于停车楼、地下停车库的建设,年复一年,必然进入良性循环。可惜,政府从来就不打算这么做。
凭什么要车主养活那么多收费人?也许出于这种考虑,在90年代,北京引进了自动收费机,但很快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大家集体蔑视法律。香港从几十年前的机械投币机到如今的电子收费机,一直处于有效使用状态;新加坡更节约,只是要求车主买停车劵,自己确定金额后摆在前风挡的下面。这些看似漏洞百出的管理方式,却非常平稳地运行着,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表象的后面,是法律的支撑。谁敢违反,接下来就是法院的传票,银行信用记录的降级。咱这儿呢?人们根本无需担忧会有后遗症,政府此时显得格外贴心——开车违法了?没关系,用不着去法院,这儿有各种便民措施,您任选一个,把罚款交了就行。
该便民时看不到便利,不该便利时,却无比便利。
新加坡的停车券——以法律为支撑的社会管理制度。

日本规定停车必须入位
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
在日本旅游时得知,日本规定买车必须有车位,有位在东京上班的人士,很想买辆车,因为没有车位而无法如愿,可这位先生的母亲就住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家里便有合法的富裕车位。这种事要是搁在咱们这儿,根本不算事儿,但那位先生并没有钻制度的漏洞。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在过去10年内增长了一倍,已逾500多万辆,至今仍停留在无序管理状态。事实上,没有泊位就可以买车,在诸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相信,即使2016年北京真的出台停车管理办法,不出一个月,各种对策便铺天盖地。因为,我国是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地方。
在禁止停车的牌子下面,永远停放着车辆,却不见执法人员的身影;在协管员时常出没的路段,车主将牌照卸下,扬长而去;四环以外诸多住宅区的周边,永远塞满了汽车,几乎把路堵死。诸如此类很常见的现象,说明大家集体蔑视法律,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不过是约束、惩治他人的利器,对自己则是尽可能地宽松。
在日本,没有车位是不能买车的。
新加坡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位先生告诉我,他每天上班的任务,是研究哪条路车速低,哪个路口经常性拥堵,并找出原因,拿出对策。另据报道,8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发现私家车增长率已达10%,于是赶紧评估未来道路容忍度,确定私家车年增长必须控制在2%以内。由此,尽管香港的人均收入与汽车价格相比非常便宜,但私家车被有效地进行了控制。
相比之下,北京无论是宏观控制还是微观管理,都显得非常软弱,而且始终没有拿出有效的手段。随意停车刺激购车欲望,摇号限购导致一些不打算买车的人掏出了钱包。2011年4月,北京五环路以内停车费大涨价,目的是想通过经济杠杆抑制人们的用车频率。但是,政府忘记了自身的独特性——1,公务车数量庞大,停车费即使涨到100块钱一小时,对公务车的使用者来说也无所谓;2,公共交通建设落后,换乘不便,过分拥挤,线路不够密集。
说到底,如果想真正解决北京交通问题,其实是个系统工程,包括了法制建设、道路建设、交通管理、公共交通以及绿色出行。光靠一两个小偏方,治不了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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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爷—汽车使用爱好者、汽车媒体评论人。1988年开始驾车周游列省,至今不辍;2001年开始为媒体做汽车评测,阅车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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